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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杨度堪称近代中国政坛上的一个奇人。对于杨度走过的五十多年不平凡的人生道路来说，天津绝对是个无法绕过的地方。杨度少年得志，19岁中举，28岁参加清政府特设的“经济特科”考试，考中第二名，本以为从此可实现人生抱负，哪知慈禧太后认为“经济特科”考试参与者多为维新党人，下令考试结果作废，且要清查参考人员。作为谭嗣同好友的杨度，只好东渡日本避祸。到达日本后，杨度很快便与梁启超成为挚友，中山先生也曾登门拜访杨度，希望他能加入同盟会，但此时的杨度已抱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，他与中山先生约定：“吾主张君主立宪，吾事成，愿先生助我；先生号召民族革命，先生成，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。”

　　1908年6月，时任清廷宪政编查馆（预备立宪机构）提调的杨度，应北洋法政学堂之邀来到天津，在该校礼堂发表了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、实行君主立宪的演讲。就在杨度激情演讲之时，台下人群里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后生，正聚精会神地聆听，他就是李大钊。此次演讲在青年学生中引发强烈反响，从而导致了立宪运动在天津轰轰烈烈地开展。

　　1912年10月8日，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到达天津，社会各界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。当时正住在天津的杨度自然成为欢迎会的另一主角，杨度代表全体来宾致欢迎词，欢迎好友荣归祖国。

　　1913年，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，成为袁世凯称帝的坚定支持者。而此刻杨度的挚友梁启超却站在他的对立面。梁启超和其学生蔡锷一起举起了护国倒袁的大旗。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讨袁声中，1916年6月6日结束了皇帝梦的袁世凯撒手人寰，作为“筹安会六君子”之一的杨度被列为头号祸首，被全国通缉。此刻的杨度只好再次跑到天津，在德租界（今浦口道青岛胡同）里隐居起来。这段在天津的时光，对于杨度来说绝对是非常昏暗的。袁家班底“树倒猢狲散”，杨度自然是“破鼓任人捶”了——然而也不是所有人都对杨度持这种态度，“鞭帅”张勋就公开通电反对北京政府惩办杨度，他认为，“落井下石，非丈夫所为”。对此时的杨度来说，张勋的“仗义”无疑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安慰。两个人也因此成为朋友。然而，转过年来形势突变，张勋借调停“府院之争”，带兵进京复辟了溥仪小朝廷。寓居天津的杨度得知此事非常愤怒。他认为张勋此举并非为救国完全为自己，杨度在天津发出通电，公开反对张勋复辟。

　　时间到了1918年3月，北京政府正式解除了对杨度的通缉令。经历了巨大变故之后的杨度，此时幡然悔悟，他终于认识到君主立宪并非救国之路。1922年，杨度赴上海面见中山先生。杨度表示他要兑现当年的诺言，“愿以劫后余生为革命事业出力，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，以救中国”。杨度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就在不久之后，陈炯明公然发动叛乱直接威胁到中山先生的安全，杨度凭借自己的人脉多方斡旋，最终游说曹锟，成功阻止了吴佩孚对陈炯明的支援，帮助中山先生化解了危机。

　　晚年的杨度与比自己小十四岁的李大钊成为好友。这也让他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。1927年4月，杨度偶然获悉，张作霖准备逮捕李大钊等革命志士，杨度立即安排自己的儿子前去报信，但李大钊认为作为共产党负责人，不能在危急时刻离开组织自己逃走。这一刻，杨度分明又看到了好友谭嗣同的影子。

　　在天津曹家花园，张作霖曾任命杨度为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，杨度并未赴任；一年之后，杨度再次面见张作霖却是为李大钊求情，并不惜卖掉一幢房子疏通关系营救李大钊，可惜最终未成功。1929年，杨度在潘汉年的介绍下，经周恩来批准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杨度入党之后，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。